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出问题分配不公，原因在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，导致供给过剩。各行各业都是卖的多，买的少，供过于求，产能过剩。生产过剩的根源又在资本过剩，因为生产、供给能力的形成是资本推动的结果，即投资扩张的结果。资本的固有属性就是一定要去卖，资本的增加一定会导致社会的生产、供给能力增加，不管社会实际需要与否，因为资本是逐利的，而利润的形成一定要通过卖某种东西而实现。
也就是说，当今全球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增长的问题，出现经济危机，根源是资本过剩。通俗点说，就是有钱人的钱太多了。换而言之就是，有钱人的钱太多，一定会出现资本过剩，这又一定会导致生产过剩，从而最终导致经济难以增长，出现经济危机。
财富分配不均是说，一年中，或一定时期中，所增加的社会财富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。总的情况是，财富分配的权重会随资产拥有量的增加而加速增加。结果是，社会所增加的财富，被极少数最有钱的人鲸吞了。这一问题在欧美尤为严重，中国也正在凸显。
上世纪80年代，自美国的里根、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始，欧美开始实行和流行“新自由主义”的理念和政策。“新自由主义”等同于“资本主义”，更准确地说，是等同于“纯粹的资本主义”。认为资本和获取资本的行为都是正义的，即钱和赚钱都是正义的。极力维护资本和获取资本的行为，极力维护钱和赚钱的行为。
历经20、30年发展，“新自由主义”的确帮助欧美社会实现经济长期增长，实现社会财富总量的持续增长。但同时也导致财富分配不均程度的长期增长。财富增量的大部分被极少数的有钱人拿去了，而广大的普通群众却仅仅得到极少的一部分，甚至更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出现了绝对下降。
对美国而言，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无力支撑高消费的，无力买房的。然而，总体繁荣掩盖了局部的贫困。高度繁荣的金融业于是不加约束地给穷人放贷，鼓励分配不公他们消费和买房。超出偿付能力的贷款，尤其是房贷出现违约是必然的事情，这导致次债危机的发生。所以次债危机表面上是一个金融问题，而实质上是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，是穷人相对富人太穷的问题。
接下来的2011年，美国人走上纽约街头，发动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。该运动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，叫“99%VS1%”。1%就是那些分得绝大部分财富的极少数人，99%就是分得极少部分财富的大多数人。这反映了美国社会已经高度不正义，而“99%VS1%”就代表着美国民众对正义的呼声。
2011年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是2008年次债危机的延续和深化。其根源都在财富分配不均的恶化，或者说社会正义短缺。
同样，中国的资本过剩和财富分配不均也在日益严重。不过，与欧美不同，并没有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，而是集中体现在价格系统的扭曲上，就是房价过高。
中国的房价自2005年至今，已经保持了11年的连续上涨，2009年之后更是暴涨。其根源不是别的，就是资本过剩。2005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，资本过剩开始出现。其表现就是，从这一年开始，各类金融资产总规模开始加速扩大。房价的上升只是总体金融资产扩张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，当然是一个关键环节。金融资产总规模加速扩张的原因是过剩资本的推动。
上文已经提及，资本具备逐利性，过剩的资本一定会导致过度投资，过度的投资一定会导致过度的产能和供给。然而，中国过剩资本的投资目标却集中在了房地产上，这就形成了持续不衰的“炒房热”。总之，中国人的余钱大部分都用来买房了。余钱就是过剩的资本。
不能例外的是，当中国出现资本过剩时，财富分配不均也会陡然增加。直观的体现就是按房价收入比，中国的房价早已超出了收入的承受能力，但却还能持续暴涨。原因就在于，房价收入比的收入是平均收入，而“炒房”、“买房”的大户恰恰是那些资本过剩的人。支撑中国房价的不是一般民众的工资，而是有钱的过剩资本。
资本过剩正义短缺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，但是，对欧美而言，这个矛盾已经充分激化，已经通过各种危机的形势表现出来，次债危机、社会危机、政治危机，甚至文化危机。而在中国，这种矛盾依然处于蓄势和积累的阶段，主要表现在房价的上升上，表现在价格系统的扭曲上。对价格的改变实质上是间接的财富分配，这进一步扩大财富分配不公，扩大社会的非正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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